很多时候，侦查人员在第二次合法取证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律师、告知其第一次取证行为不合法等。
这一举动，不仅是我国首次引入法律修正案这一法律修改方式，而且是以宪法修正案修改宪法的宪法惯例确立的开端。参见陈小芳：《论刑法修正案在判决书中的援引——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贵州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改写后的表述应该是：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即行废止。[5]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宪法修正案在美国还发挥着制宪者当初所没有预料到另外两重功能：[5]第一，确保宪法的稳定和权威。他认为，附于宪法本文之后的宪法修正案，能够在保持宪法稳定的基础上，及时更新宪法的部分内容，使其保持与时俱进。第二，修正案废止既有的刑法条款的，应当表述为C法第C条第C款第C项即行废止。
这显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和引用错误的几率。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对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刑法条文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而在我国，这种宣言性立法的可诉性则大为削弱，几乎丧失其作为法律规范的功能。
人们自然会问，既然强制性已经成为法律的特征之一，强制性已经包括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起诉应诉的意思，为什么还要把可诉性单独作为一项特征提出来呢？广义而言，强制性确实包括了诉讼的意思。其实从法治意义而言，这种争讼并非一味地具有贬义。可见叙述性法律的可诉性仍然存在，并未因制裁的缺少而失去可诉性这一重要的法律特征。美国宪法中司法审查权的出现和发展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因此宪法的可诉性一直是我国法律实践中的禁区。
如非立不可，则必须考虑并设计出用以保障这些法律实施的法律手段，特别是诉讼途径和机制。在上述方面，政法战线在推进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本文对此不多论述，而是仅仅列出一些可以考虑的方面。我们常常不无讥讽地说，西方人喜欢争讼(Litigious)。
严格讲，这些条文都是宣言性法律。其中一些弊端的形成和蔓延与长期以来法律的可诉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贯彻不无关系。四、法律可诉性对我国法治现状的启示 我国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又存在不少弊端。后案则试图论证第24条和第22条的关系，以决定偷渡到香港的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应当遣返内地的问题。
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运行则有别于刑法的运行。虽然我们有人大，信访，党纪政纪等多种对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监督的途径，但真正说来，只有诉讼等法律程序才能将政府机构和人员置于与民众平等的地位，对其行为和权力构成强制性约束，确立其人民公仆的观念。
它不仅会带来法律观念上的深层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建立一个自行双向良性运转的法治系统的关键，是解决我国执法难和法律无力困境的出路之一。这种观点显然是这种仅反映从上而下运行方式的法律特征的逻辑归宿。
但是在实践中原选举单位和选民则鲜有可行的途径行使这一权利。其区别在于：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主要是由作为当事人的公民和法人启动的。可以说，这一经验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无积极借鉴作用。三、实现法律可诉性的保障 法律的可诉性作为法律的特征之一并非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体现着法治精神的具体要求。）这两起诉讼表明：宪法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可以直接被挑战和引用。如果有人违反规定，有什么有效惩治的法律途径可寻呢？恐怕法院也不会受理这种吸烟案的诉讼吧？ 本文无意否定这些立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只有了解和运用法律原则，才能对法律规则进行完整的解释，从而得出唯一正确的判决。如果单纯强调强制性，就私法领域而言，市场运行中产生的大量纠纷就会因缺乏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启动程序而无法通过诉讼途径得以解决。
按照最高法院在1995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宪法条文不得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前案就《基本法》第160条的采用二字进行争论，以决定回归前的香港法律是否继续有效。
权利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权益和权能。法律的可诉性的论证和设计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之一。
其原因或是因为它们被作为纲领而束之高阁，或是因为它们缺少具体的执行机构和程序，或是因为它们的规定太空泛。这类立法目的在于宣布一项社会政策、权利或职责。它并非仅仅是实现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故不可为达到其他目的而轻易地被放弃。这种互动关系具有自身的重要价值，包括双向性和程序公正。
传统的法律特征还包括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实施。
由文字和规范构成的法律规范不可能自动运行，而要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通过各种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来实施法律规范，推动其运行。（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刑的依据的复函（研字第11298号），1955年7月30日，摘自《新中国司法解释大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1页。
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人民作为法治的主体（至少是主体之一）则是多数学者的共同看法。（注：有的教科书讲：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就宪法性法律的可诉性而言，作为香港地区性宪法的《香港基本法》在回归后已经经历了两次诉讼的洗礼。见Dworkin:Law's Empire.），可以被任何人（特别是公民和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加以运用的可能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法院法官秉公执法、依法办事观念的增强（如果司法腐败、把打官司转换成打关系，法律的可诉性也就无法实现。如果某个公民或机构认为国家和政府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办事，他是否有权提出指控呢？如果有，那么向什么机构通过什么程序提出呢？该法显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或根本就没打算考虑这些问题。
政策和法律具有各自不同的实施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法理学界公认：法律作为最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之一不同于其上层建筑中的其他社会规范。
首先，观念的更新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法律体系才能成为自发的、相对独立运行的自治体系，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有学者在论述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区别时指出：依法治国并不排除政府以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不过它强调的是法律的主导地位：政府必须依据和依照法律所批准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治人者须先受治于法，然后方能治人。这反映了政策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